近日的戛纳电影节引发了不小的风波，一些文青们的“哭孝”行为成为了热议的话题。他们在现场与国内网络上“哭孝”，引发了不小的关注。那么，这些文青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每年的三大电影节前后，这些文青们活跃的高峰期。他们在微博、豆瓣、小红书上不停地赶场，只要碰到名人就俗不可耐地拍张照片，只要看了个电影就发长篇大论。他们利用信息不对等吸引观众读者的注意力，以示自己和艺术家一样“先锋”“自主”。
这些文青们在国内活不下去，只能拍拍一些西方定制片，去电影节露脸，遂就成了他们眼中的“英雄”“明星”。他们将三大电影节视为收编第三世界异质话语、确立欧美意识形态霸权的分赃大会，却成了他们眼中的“客观”“神圣”的艺术皇冠。
这些文青们自以为看到了世界，但是世界并没有看到他们。他们自认为拥有话语权，却实际上并不被学术界和欧美文艺圈所认可。因此，他们只能自己组成艺术团体，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他们在豆瓣上抱团取暖，公众号上争相评分，播客中畅所欲言。这样的行为，让他们成为了不事生产却坐而论道的可笑形象。
这些文青们的行为也影响了一些城市中产和在校大学生，让他们相当投入的“表演”带到了沟里。他们受到这些文青们的影响，审美上，片必看布努埃尔、费里尼、伯格曼，言必谈拉康、齐泽克、德勒兹，写必论渐近线、绵延、生产和过程。这种行为也带来了价值观的混乱，审美上的偏狭和刻薄，带乱了整个文艺圈。
这些文青们的“哭孝”行为，实际上是他们自我表演的一种方式。他们在客厅、咖啡厅、酒吧及社交媒体中，想象出一个随时可以被塑造的中国。他们需要痛苦，人民就是痛苦的，他们需要独立思考，人民就是愚昧的，他们需要自由，人民就是被奴役的。这种行为充满了小资产阶级堆砌价值符号的恶臭。
总的来看，这些文青们的行为背后，实际上是文化霸权的认可，制造了一批艺术导演，他们赚了小名之后又回国继续培育自身的地位，进一步塑造了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教育产业。这种行为带来了价值观的混乱，审美上的偏狭和刻薄，带乱了整个文艺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