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您和公卫中心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永振：这得从头说起。因为传染病医院的临床能力很难打造，很难招到一流的特别牛的医生。所以，上海公卫的前领导，朱同玉院长、卢洪洲书记想提升这里科研方面的实力，这也是我刚来上海公卫时的情况，当时大家都希望打造全国一流、世界顶尖的科研能力。后来，新领导来了，想法就不一样了。
知识分子：本次纠纷之前，是否已经发生过一些事情了？
张永振：去年5月，他们换掉了P3实验室的实验室主任，从前的主任是我们实验室的宋志刚老师，他是从筹建开始就在P3实验室的，还是上海市的抗疫先进个人。6月，在我人不在的情况下，把我办公室里的私人物品统统给扔了。这就是体现了一个权力的傲慢，到现在，他们至今仍然没有人过来解决问题。
知识分子：公卫中心回应中提到他们“制定安置方案并提前告知”，并提到“下一步，我院将会同有关单位妥善做好安置工作”，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呢？
张永振：两天搬完。开始没有安排，后来说搬去前楼一个没有条件容纳我们实验设备和样本的实验室，这就叫：“制定安置方案并提前告知”？这个声明中的“妥善安置”，就是今天一整天不让我们进实验室继续试验，不让我们取自己的私人物品吗？
知识分子：网传您和中心有千万经费的纠纷？
张永振：2018年，我来上海时，当时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领导和我签署的合同中，我每年的科研经费是350万，其中300万是科研直接经费（实验耗材等），50万是人员的劳务费用。按照当时的合同，5年内，总共要求产出8篇高水平论文，其中2-3篇影响因子不低于20，而这5年内，我们远远超额完成了任务，仅影响因子20以上的文章就有5篇。扣除前三年科研上花掉的经费，目前大约还有700万的科研经费没有到位。另外，学生们的人员劳务费用和按照单位规定应得的论文奖励，我们算了一下，也有300多万。
知识分子：那您如何继续维持实验室运行？
张永振：申请其他经费——自然科学基金、复旦的一些科研经费，我们都申请过。像我们这种病毒实验室，样本储存、实验试剂、耗材等等，保守估计，一年至少需要两百多万，只能靠申请各种经费来维持，但人员的劳务费用，就只能排到最后了。
知识分子：去年上半年，您跟公卫中心的合约到期，这之后，您仍有科研产出，对吧？
张永振：去年9月，我们发了一篇Cell，是关于野生小型哺乳动物病毒传播的。
知识分子：为什么这样的压力之下，仍然要坚持做研究？
张永振：我们这个实验室，每隔一段时间就能有一篇CNS（《Cell》《Nature》《Science》）出来，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走在了国际前沿，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已经走在了人类认知的最前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