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劳动者的公正收入和劳动者尊严成为很热的话题。尊严是主观的，比较难以衡量什么才是足够的尊严。但劳动者收入是可以计量的，足够与否是主管的，但公正与否至少有了讨论的基础。
从劳动者的角度来说，公正是以自己付出的劳动来衡量的。我干得辛苦，我就应该多得，但实际上只能期望市场决定的工薪，自己要价高了找不到工作，老板开价低了我不干。
从老板的角度来说，公正是以合理利润来决定的。我投资那么多，担了那么大的经营风险，但实际上给的工薪也是市场决定的，开价低了招不到人，劳动者要价高了我就另请高明了。
实际上，两个角度缺失的都是产品或者服务本身提供的价值。
价值就是有用性。有大用就价值高，没大用就价值低，有用性还是有相对客观的标准的。问题是价格和价值未必刚性相关。价格不仅由价值决定，还由紧缺性决定。一碗饭的有用性不变，但在丰收年和饥荒年的紧缺性差别很大，一碗饭的价格就可以相差很大。
市场决定的工薪不仅一般与劳动者产生的价值正相关，还与劳动者的紧缺性正相关，还受到当地最低工薪法规的限制。同样一杯麦当劳的咖啡，在美国和中国都不紧缺，但劳动力的紧缺性不同，加上最低工资的法律不同，使得美国麦当劳打工人的工薪高于中国同行。
但这也指出了另一个事实：如果产品或者服务的供应源地可以转移，资本必然会将生产向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使得工薪、价格、有用性达到最优的平衡点。制造业全球化就是这样开始的。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最优是对资本最优，因为资本决定向哪个领域、哪个地点投资，不是劳动者。
如果产品或者服务不能在地理上转移，但可以通过替代手段转移，资本也会将生产向替代手段转移。机器代替人就是这样开始的。在人工智能时代，机器代替人蔓延到服务领域。
对于劳动者来说，过低的劳动者收入肯定是不公正的，但失去通过劳动获得收入的机会或许是终极的不公正。另一方面，同工不同酬也是不公正的，这有时候发生在国境甚至大洋的另一边，但不公正依然是不公正。
工会运动在美国100年了。在这100年里，工会为美国工人争取了更高的工薪，更好的福利，但低估产业和劳动的可转移性最终使得美国制造业因为成本太高而失去竞争力。铁锈带就是这样形成的。
美国再工业化从奥巴马上台就开始唱，十几年之后，依然停留在唱的阶段，部分原因正是因为美国制造业劳动力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高于所提供的价值，使得美国制造缺乏竞争力。这事还不是政府补贴就能解决的，补贴只能一时一事，不能长久，重建制造业是要谋长久的。
中国经济正在关键的转型当口。中国已经跨过了工业化的坎，还有很重的劳动力密集的痕迹，但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社会。现在需要跨越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的坎，迈进高收入社会。
所有的劳动者都有权期待公正的收入，但美国的教训不能忘记。在用舆论和法律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同时，还需要记住：缺乏竞争力的产业是可能向更低成本的国家或者机器代替人工方向转移的，缺乏竞争力的服务行业是可能向机器人化、人工智能化转移的。要赢得高收入，最可靠的途径必然而且只能是提高自身创造价值的能力。而且需要有高附加产值的产业，这就是新质生产力的作用，只有跳出传统生产力的恶性内卷，才有盈利和员工收入天花板的提高。
在法律的架构下合理的再分配是必要的，但超越合理一步，就是不合理。说到底，还是需要按劳分配的，这个劳不光是付出，还是价值。辛辛苦苦但是原地踏步，这是低效甚至无效劳动，不仅难以期待高收入，企业的生存都是大问题。这种地方能离多远就多远，否则早晚把自己栽进去。
至于有人“什么也不干就拿那么多钱”，这要看是合法所得还是非法所得。合法所得得到保护，非法所得受到法律制裁。这已经不是公正与不公正的问题了。
法律要是不公，可以修改，但法律是否公正就不是某些人或者群体说了算的问题，这是由全民决定的。
